点击历史流金岁月
流水经年,岁月如歌。在属于浙江大学的记忆中,某些时刻因其注定不朽的意义而散发着永恒的华采。我们如海上的渔夫,怀着敬慎之心,将这些珍珠般的浙大记忆拾起,放在她生日的阳光下,以今人的瞳仁将其见证并珍藏。上溯“求是学堂”,归于“新校区建设”,从涓涓细流到波澜壮阔,浙江大学百又十年的历史,走过烽火岁月,历经分合变革,承载着光荣与梦想,它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缩影,并渗透着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和崛起。
创办求是书院
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不少有识之士将强国的希望从注重器物转向变革制度和培育人才。各地注重实学、兴办新式学校的风气渐兴。
1897年初,即光绪二十三年,杭州知府林启在汪康年、陈汉第和浙籍朝廷官员朱智的大力协助下,建立新式学堂,经浙江巡抚廖寿丰同意,定名为“求是书院”。书院位于杭州蒲场巷(今大学路)普慈寺。
求是书院以教授西方科学知识和语言文字为特色。“泰西各学,门径甚多,每以兵、农、工、商、化验、制造诸务为切于时用,而算学则其阶梯,语言文字乃从入之门,循序以进,渐有心得,非博通格致不得谓之学成。”“求是”一词,源出《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这所新型学校没有取“学堂”之类的新名号,而是沿用“书院”之名,一方面为了避免保守乡绅横加阻挠,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求是书院的办学费用,来源于原来几所书院的官费,便于获得朝廷的批准。
1897年农历二月,求是书院开始招考,报名人数约有二百人。经过初试经义、史论、时务策以及复试的严格选拔,最后录取额定人数三十人。1897年5月21日(农历4月20日),求是书院正式开学。由林启任总办,陆懋勋任监院,陈汉第任文牍斋务。8月,廖寿丰上奏清廷,进一步陈明办学宗旨及经费筹措情况。浙江省第一所官办新式高等学校,就这样诞生了。定名国立浙江大学1911年,浙江中等工业学堂在杭州创建。1912年,浙江中等农业学堂也在杭州创建。1920年,经浙江省议会审议批准,浙江中等工业学堂升格为浙江省立工业专门学校。1924年,浙江中等农业学堂也由省议会议决升格为浙江省立农业专门学校。两校延续了从1914年到1927年浙江高等教育发展的主线,是联结从求是书院到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的重要环节。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着手进行教育改革。采纳蔡元培等人建议,决定由江苏、浙江两省试办大学区制。1927年5月,浙江省当局闻风开始研究试行大学区制的问题。1927年7月15日,浙江省宣布实行大学区制,成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并任命原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蒋梦麟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校长。同年8月1日,经浙江省务会议第38次会议决定,将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改组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由浙江工专校长李熙谋任院长;将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改组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农学院,由浙江农专校长谭熙鸿任院长;另着手筹建文理学院。新成立的国立第三中山大学随即接管原浙江省教育厅的权限及档案,并将原浙江省教育厅改组为第三中山大学行政处,浙江大学区就此正式成立。
1928年2月28日,中华民国大学院发布训令,决定将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改称浙江大学。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致函大学院,提出:“请钧院提交大学委员会后议修正,准于大学名称上仍加‘国立’字样。”蒋梦麟的提议经大学委员会议同意,“国立浙江大学”这一名称从此得以确定。举校西迁
1937年7月7日,日军进袭卢沟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的大学也面临选择。一些大学宣布解散停办,一些大学则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下面屈辱求存,而浙江大学选择了举校迁徙流亡办学的艰难长征。
从1937年11月11日开始,竺可桢校长率领全校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携带大批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开始西迁,历尽艰辛,经过四次大的搬迁,行程2600余公里,足迹遍及浙、赣、湘、桂、闽、粤、黔七省,先后在浙江天目山、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于1940年1月到达贵州,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直至抗战胜利于1946年5月返回杭州。其间还在浙江龙泉创办了分校。
浙江大学西迁办学历时8年半,和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日战争基本同步。浙大在艰难困苦的历史条件下,于炮火声中弦歌不断,为中华民族保留和培养了一批科学文化精英;避居乡野而励志科学创新,因成果卓著而被称誉为“东方剑桥”;确立“求是”校训,谱写浙江大学校歌,对浙江大学此后的办学产生重大影响;还在沿途的穷乡僻壤中播撒下现代文明的种子,留下长远的影响。
经历西迁,学校不仅没有溃散,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浙江大学从杭州撤离时,仅有文理、工、农3个学院16个系,到复员返杭时,已有文、理、工、农、师范、法、医7个学院,27个学系,1个研究院,4个研究所,5个学部,1个研究室,1所龙泉分校,2个先修班及1所附属中学。另有工场11所,农场有地300余亩。
学生人数也有大幅度增长。1936年时,浙大有学生512人。1937年10月统计,浙大有学生633人,随校西迁的学生有460人。1946年复员返杭时,在校学生已增至2171人。
浙江大学由此从一所地方性大学,发展成为最著名的几所全国性大学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浙大任教日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及以后院士的有28位,当时在浙大求学日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的有26位。还有当时曾在浙大物理系学习的李政道日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浙江大学的西迁办学,谱写了中外高等教育史上“文军长征”的辉煌一页。于子三事件
1947年10月26日凌晨,国民党当局警方以共产党嫌疑逮捕了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等四名浙大学生。正当学生自治会决定以罢课斗争来营救4位被捕同学时,29日下午六时国民党将于子三杀害于保安司令部。竺校长当即赶到现场严词质询惨案经过,断然拒绝在验尸报告上证明“自杀”的无理要求。
同学们得知于子三同学已经被害的消息后,个个义愤填膺,“为于子三报仇”的愤吼声在校园里响起。
30日下午同学们以于子三大幅遗像和“冤沉何处”白布横幅为前导,前去探望其他三名同学并瞻望于子三烈士的遗体,沿途散发《告社会人士书》,演讲宣传,形成抗议国民党当局迫害正义进步学生的游行示威。
11月3日,浙大师生一致行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研究生罢研,工人罢工,进行了“四罢”斗争。这是浙大教授有史以来的唯一一次罢教。这一行动得到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昆明等地大中专学校的响应,引爆了“反对非法逮捕、反对特务暴行、反对屠杀青年”的第三次全国性学生运动。全国共计有20多座大中城市、15万学生参加了这次“反迫害、争自由”的斗争。11月16日,在浙大举行了于子三烈士公祭大会,浙大师生代表千余人和杭州各学校代表几百人参加公祭,悲愤控诉国民党当局罪行,运动达到了高潮。历时140天的于子三运动,再次彰显了浙大学生爱国民主革命斗争的传统,凸现了浙大所特有的崇尚科学理性和民主自由的“求是”校风。浙江大学也由此被誉为“民主堡垒”。浙大支援全国高校在1952年秋开始的全国高等院校大规模院系调整中,浙大的调整分1952年初和同年8月两步进行。
1952年2月,之江大学停办,土木系、机械系并入浙大,有李恩良等7位教授及其他工作人员共33名来浙大工作。浙大的文学院和理学院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系部分教师,加上设在浙大的浙江师范专科学校,与之江大学的文理学院合并,成立浙江师范学院。浙大的医学院与浙江省立医学院合并成立浙江医学院。
8月,浙大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人类学系调整至复旦大学;地理学系调至华东师范大学;理学院的药学系并入上海医学院;农学院单独成立浙江农学院,其中畜牧兽医学系调入南京农学院,森林学系调至哈尔滨的东北林学院;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的水利组调至在南京的华东水利学院,航空工程学系调至在南京的华东航空学院。此外,浙大教授马寅初、胡济民调至北京大学;陈述彭、贝时璋、王淦昌、夏鼐、姚錱、王葆仁、钱人元、邹元燨、沈善炯、蔡邦华调至中国科学院;谭其骧、苏步青、陈建功、吴定良、卢鹤绂、吴征铠、陈耀祖、谈家桢、谷超豪调至复旦大学;汪胡桢调至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程开甲调至南京大学;陈吉余调至华东师范大学;钱令希调至大连工学院;梁守槃调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程孝刚调至上海交大;朱祖祥调至浙江农学院;阳含熙调至东北林学院……文学院外文系的部分教师调至上海外语学院;公共课的部分音乐教师调至上海音乐学院……
院系调整后浙大积极调整专业设置,在机械、电机、化工、土木四系下设置了10个本科专业和10个专修科专业,从综合性大学转变为多科性工科大学,学科体系、师资力量、设备资料的分割使教学实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校址仅保留大学路部分。但是,就当时加快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支援国家建设,确立我国工科院校体系和加快工业经济发展而言,浙江大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保卫灵隐寺
在“文革”“破四旧”狂潮中,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灵隐寺也陷入危急之中。
1966年8月24日清晨,浙大约十位学生分两批来到灵隐寺,恰与二十多名拿着棍棒等意图砸寺的红卫兵相遇。紧急关头,浙大学生直奔天王殿东、西两侧将所有入口封锁严实。随后在天王殿“云林禅寺”大匾额下的台阶上列成一排人墙,一边与红卫兵辩论灵隐寺能不能砸,一边给校广播台打电话求援。
“灵隐寺告急”的消息通过广播在校园中散开,浙大师生迅速响应,一支三、四千人的队伍抄近路齐集灵隐寺,将整个大殿包围得严严实实。红卫兵的后续队伍两千多人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内也到达灵隐寺。双方展开激烈辩论对峙,难以处理,省委立即电告国务院进行请示;同时要求对峙双方必须保持克制,紧张激烈的气氛暂时得到缓解,第一晚灵隐寺无恙。
25日,浙大学生紧急印制、散发《告全市人民书》,在灵隐寺附近张贴大字报,号召全市人民紧急行动起来共同保护灵隐寺,得到积极响应。
26日夜,对峙进入白热化状态。23时左右,浙大学生获悉杭州几所中学的大批红卫兵正结集队伍向灵隐寺进发,三千多名浙大学生又向灵隐寺拥去,在天外天饭店前的道路上构筑一道防线,顶住红卫兵的冲击。
27日凌晨,浙江省委接到周恩来总理保护灵隐寺的指示,杭州市市长马上赶到灵隐寺当众宣读电话纪录,但在场的红卫兵声称除非亲耳听到周总理指示,否则誓不罢休。最终,拉上专线,通过高音喇叭现场传达周总理“灵隐寺不是‘四旧’,是国家的重点文物,是世界著名的宗教胜地,灵隐寺不能砸,可将灵隐寺暂加封闭”的指示后,红卫兵才全部撤离。
随后,杭州市政府宣布整个灵隐景区全部封闭,停止对外开放。江南著名禅院灵隐寺就这样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了!
改革开放
1979年5月,浙江大学访美代表团一行8人,在刘丹同志的率领下对美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代表团先后访问了纽约、费城、伯利恒、波士顿等9个城市和纽约理工学院、斯坦顿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14所高等院校,以及匹兹堡西屋电气公司原子能研究所等3个研究所和实验室。访美期间,吴健雄、杨振宁、林家翘、陈省身、徐皆苏、田长霖等华裔学者都给予了浙大代表团大力支持。浙大北美校友为代表团作了联系、安排工作,对这次访问成功起了重要作用。代表团不仅打通了与美国中断30年的学术交流渠道,重新建立了联系,还考察了美国大学的办学方针、教育体制,购买了急需的仪器设备,为科研、教学发展提供了经验,创造了条件,为了解国际高等教育的现状、与美国大学之间开展学术与教学交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回国以后,代表团提出了改革我国高等教育的意见,认为要从长远的战略观点出发,在各大区各大城市创办和恢复一批综合性大学,并着手推动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等在杭院校的联合办学。
在中国高等教育界迈出开放交流第一步后,浙江大学加快了改革的步伐。1988年2月,路甬祥校长上任后带领新的领导班子总结分析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根据学校现状,提出了学校进行全方位多层面的综合改革方针。1989年初国家教委正式批准浙江大学为综合改革试点单位。在《国家教委审议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两校综合改革方案纪要》中,国家教委在招生分配工作、工资分配方法、教育事业经费、专业技术职务定额、基建工作、留学生和出国人员选拔工作等方面,允许学校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四校合并
1998年9月15日,由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四所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在杭州宣告成立。江泽民总书记、李鹏委员长为新成立的浙江大学题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李岚清指出,四校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是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希望浙大能在全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中起到示范和推动作用。
新组建成立的浙江大学是涵盖文、史、哲、经、管、教、理、工、农、法、医等的国内学科门类最为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四校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是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战线一件举国瞩目的大事。百年辉煌的浙江大学揭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新的历史里程。紫金港校区建设为适应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学校决定建设新校区。这一决定得到中央有关领导以及浙江省委、省政府和杭州市委、市政府的关心和支持。2001年3月,浙江大学新校区规划设计方案汇报会在玉泉邵科馆举行,方案明确提出,为办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我校将建设一座现代化、网络化、园林化、生态化的新校区。经过方案设计竞赛,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承担了整体规划设计任务。
2002年7月4日,学校党委常委会议讨论决定新校区定名为“紫金港校区”。新校区地址原有紫金港地名,新校区名称符合以地理位置命名原则。“港”字带“水”,与已有五校区名称风格一致,寓意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从这里启航,驶向未来广阔的海洋。
2002年10月,经过多方努力,新校区建设一期工程交付使用。紫金港校区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以超常的速度先后完成了东、西教学区,学生宿舍区,外语中心,计算中心,餐饮中心,风雨操场等一流的建筑设施61万多平方米,一座现代化的大学新城在杭州城西拔地而起。
10月6日,我校6000多名2001级学生和外国语学院99级、2000级学生及研究生从各校区迁入刚刚建成投入使用的紫金港校区。10月14日,2002级6000余名新生入驻新校区。2003年,紫金港校区西区建设列入学校议事日程。
紫金港校区的建成和投入使用,极大地改善了我校现有的办学条件,提高了办学的现代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