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级新生的感受
作者:熊农山
民国37年(1948)夏季,我毕业于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到东南沿海分批报考大学。第一批是北大,清华,浙大等;第二批是中央大学等;第三批是复旦大学等;第四批,第五批是省立的,私立的大学,学院,高等专科学校以及前三批少量补招生。各校都是独立命题,自主录取。
经过一个多月奔波于杭州,南京,上海,我有幸考取浙大,中大,复旦。当时我父亲熊伯蘅教授在浙大农业经济系任教,本来可以凭子女身份免试入浙大试读一年,如取得一年级全部学分即转为正式生,这是当时浙大对教职工子女的优惠。不过,好多子女自动放弃,情愿参加不加分的入学考试。与我同年考入浙大的就有浙大数学系毛路真教授的女儿毛雪莹,植物病理学家陈鸿逵教授的儿子陈健宁,化工系李寿恒教授的女儿李息云等。
我们当年进国立或省立大学读书不用缴纳学费及住宿费,但要缴一笔杂费,含实验仪器损耗等。伙食费须自理。报名时还可以申请奖学金,条件是入学考试成绩居于前40%,而浙大1948年的标准是六门入学考试课成绩平均在80分以上。我和当年同时入学的毛雪莹,李息云都是奖学金生。
1948年浙大在全国设了四个招生考区——杭州,南京,武昌,福州。据一位老校友说总报考人数约13,000人,不知确否。最后发榜录取283名,加上浙大附中保送生及国民政府教育部拨来的蒙族藏族学生和复原军人学生共约350名。这就是我们敬爱的竺可桢校长任上主持招收的国立浙江大学最末一届新生。
能考上浙大的新生多半是中学里的尖子生,九十分左右的成绩拿惯了。可一进浙大,各项考核成绩一般只在七十分左右,上八十分就不多,心里不大好受。老师告诉我们说:“浙大评分严格一些你们得慢慢习惯,浙大读出的学分很多外国知名大学会承认,拿出浙大的文凭就可以直接考他们的研究生,我国这样的大学可不多啊。”
浙大招生每年定一个录取分数线,宁缺勿滥。我们那一级农学院录取新生最多是农业化学系和农艺学系,也不过各十名左右,而植物病虫害学系,园艺学系,蚕桑学系和农业经济学系都只录取了一、二名,开学后蚕桑系唯一的录取生没来报到,空白断档直到我们毕业为止。
我们进入浙大后最鲜明的两个感受一是浓郁的学术空气,二是活泼的民主氛围。
浙大校舍局促陈旧,但在竺校长诚意邀聘下,名师荟萃,群星璀璨。当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全国108所高等学校里首批遴选30位顶尖的大师级教授,不由所在学校校长发聘书而提升到由教育部部长发聘书,称“部聘教授”。规模不大的浙江大学竟拥有7席,占23.3%。他们是数学苏步青、陈建功,物理胡刚复,化学王琎,园艺吴耕民,教育孟宪承、郑晓沧。另外,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于1948年第一批选出的院士共81名,计数理界28名,生物界25名,人文界28名。浙大第一批当选院士5名:地学竺可桢、数学苏步青、动物学贝时璋、植物生理学罗宗洛、人类学吴定良,在全国大学中列第二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于1955年公布的首批学部委员名单中原属浙江大学的有竺可桢、苏步青、陈建功、王淦昌、卢嘉锡、贝时璋、罗宗洛、涂长望、蔡邦华、钱令希、张肇骞、黄秉维等12位,也居全国前列。
我们除按课程表听课,做实验外,校园里常有各种专题讲座,如我这个农艺系一年级新生,听过谈家桢先生介绍遗传学最新动态DNA的发现,也听过苏步青先生的拓朴学通俗讲座《老太婆烧香》,陈建功先生讲《走桥过河》,王琎先生讲《世界十大化学家》等,充实知识,训练思维,受益终身。
当时,我像许多青年一样,对腐败的,专制的国民党政权日渐失望,反感。对节节取胜的共产党渴望了解。我一走进浙大校园,首先就被子三广场边贴的学生自治会通告,壁报吸引住了。因为我曾进入南京的中央大学校园,上海的复旦大学校园,并没有看见过任何学生自治会的通告,标语。走进学生自治会办的子三图书室,里面公开陈列着香港发行的《华商报》,赫然大标题是“我人民解放军……蒋匪军……”与平常看到国民党报刊上惯用的词语翻了个!我如饥似渴读《华商报》,乃至忘记吃饭。难怪浙大号称“东南民主堡垒”,名不虚传哪。
开学后,各个社团招兵买马,我加入了喜鹊歌咏队,唱唱歌,还秘密传阅《新民主主义论》。进入1949年后,东北,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结束,中共中央进驻北平,黎明的曙光也快照亮长江以南。子三广场边报道时政新闻的大字报,公开抄写中共新华社的新闻。校园里公开举办“新民主主义讨论会”,把“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改成“山那边的天是明朗的天”公开传唱。
1949年5月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杭州,下午四点钟左右进入浙大,告诉正在值勤的学生自治会主席杨锡龄同学,浙大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护卫下,大家别提多高兴了,终于盼来解放的一天,把浙大完好无损地保全了下来。
第二天晚上,就在浙大校园里临时搭台举行纪念“五·四”庆祝杭州解放联欢晚会,校内外近六千人参加,盛况空前。当时在台上指挥大家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化工系二年级雷道炎同学如今已九十高龄,正在求是新村安度晚年呢。